元代，泉州人移居澎湖、臺灣漸多。汪大淵《島夷志略》即記述：泉州人在澎湖“結茅爲屋居之”，“煮海爲鹽，釀秫爲酒。采魚、蝦、螺、蛤以佐食，□牛糞以爨，魚膏爲油。地産胡麻、綠豆。山羊之孳生，數萬爲群，家以烙毛刻角爲記，晝夜不收，各遂其生育。工商興敗，以樂其利”。據族譜記載，永春岵山和南安豐州的陳氏、石井溪東的李氏，元代都有族人遷居臺灣。
明洪武四年(1371年)起，朝廷連下四次“片板不許下海”的禁令，多次下令澎湖等島嶼居民移泉州、漳州一帶安置。至洪武二十年，又撤澎湖巡檢司，盡徙嶼民，虛其地。嗣後，仍有一些被遷者潛聚其中。明永樂年間(1403～1424年)，有隨鄭和下西洋的晉江安海人龔補伯等人，在途經臺灣時留在島上開發，傳宗接代。宣德(1426～1435年)以後，“海禁”稍弛，泉、漳人又紛紛移居澎湖。
明代中期，據清道光《晉江縣誌》轉引明代中期成書的《泉州府志》稱：晉江人已多寓澎湖嶼，“苫茅爲廬，推年大者爲長，不蓄妻女，耕漁爲業，牧羊散食山谷間”。成化、弘治年間(1465～1505年)，晉江安海靈水吳鑒、吳鎰兄弟移居臺灣，子孫繁衍，開發嘉義縣劉厝村和草湖莊。嘉靖年間(1522～1566年)，晉江東石的蔡顯聚、蔡顯賓、蔡顯仁等移居臺灣嘉義縣布袋咀，成爲東石蔡在臺灣布袋咀的開基祖。晉江安海的顔龍湖、惠安東園的莊詩兄弟，以及泉州南門外甲場頭的王氏族人，也都在嘉靖年間移居臺灣。訖今台東甲場頭村仍居住著泉州南門外甲場頭王氏的後裔。
明代後期，泉州人移居臺灣迅速增多。萬曆年間(1573～1619年)，安溪龍門榜頭白圭移居臺灣旗後(今高雄市)蓋寮捕魚。
天啓四年(1624年)，顔思齊、鄭芝龍海商武裝集團開始屯墾臺灣北港。適值福建沿海旱災，泉、漳一帶貧民競相奔往，四年間不下3000人。芝龍的胞弟芝虎、芝豹隨從兄芝莞也渡台前往。同年，荷蘭殖民者佔據臺灣西南部，爲掠奪島上資源，採取獎勵移民政策，誘募泉、漳人入台墾殖，冒險前往的破産農民達1萬多人。
崇禎元年(1628年)，鄭芝龍歸順明朝，又值福建嚴重饑荒，在福建巡撫熊文燦支援下，先後招募泉、漳一帶饑民數萬，“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至臺灣西部墾荒。據族譜記載，在這次有組織的向臺灣大規模移民的過程中，晉江安海的顔姓、黃姓、吳姓，東石的蔡姓、郭姓，金井的曾姓，青陽的莊姓；石獅龜湖的黃姓，永甯的高姓；南安石井的李姓；安溪科榜的翁姓等，都有族人移居臺灣。晉江安海顔開譽攜眷入台，成爲臺灣安平顔姓開基祖。石獅龜湖村鋪錦黃姓入台，開拓臺灣的鋪錦村。
安溪科榜第五世翁成齋的兒子尚勃、尚進，分居台南的義竹(今嘉義縣義竹鄉)，成爲科榜翁氏在臺灣的開基祖。（文章這一部分需要加注説明，以免產生誤解）
基本上安溪科榜翁氏家族渡臺的時間，有先後時期的不同。以我們本家第十三世翁廷燦公的後代爲例，是在第九世的文充公才來臺。（安溪翁氏後裔都以治齋公爲第一世祖）
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鄭成功揮師東渡，驅逐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採取各軍分區屯墾，寓兵于農的措施；並大力招募因清廷“遷界”而流離失所的沿海居民入台開墾。其子鄭經繼位後，又繼續推行墾殖政策。據統計，鄭成功、鄭經父子治理臺灣期間，先後移入的官兵、眷屬和東南沿海各省居民至少淨增6萬人。據族譜和其他材料的不完整統計，這時期從閩南各地有30多姓移民進入臺灣。其中泉州各縣就有鄭、侯、劉、魏、黃、范、陳、蘇、姚、楊、錢、吳、王、許、丘、莊、何、肖、施、沈、柯、石、顔、李、曾、薛、林、柳、郭等20多姓的衆多族人移民入台。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平定臺灣後，清廷開放“海禁”，但仍限制移居臺灣。康熙五十一年，下令嚴拿偷渡臺灣之人。雍正年間(1723～1735年)暫寬，並允許大陸居民攜眷前往，移台泉州人日衆。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清廷開放晉江蚶江與臺灣鹿港對渡，閩南人移民臺灣再次出現高潮。據調查，康熙二十二年至嘉慶年間(1683～1820年)，從泉州各縣移居臺灣新增張、蔡、謝、洪、廖、賴、徐、周、葉、羅、潘、朱、詹、余、趙、盧、梁、孫、戴、方、杜、傅、溫、馬、馮、董、紀、歐(陽)、連、汪、康、白、嚴、阮、夏、雷、褚、章、單、甘、彭、穆、呂、伍、倪、尤、丁、粘等50多姓。施琅平臺不久遷台的有晉江東石白沙周氏一族遷居嘉義縣布袋咀，晉江衙口施世榜招募移民往彰化縣東螺，石獅洋坑蔡姓族人遷居臺北小洋坑村，南安縣康美玲蘇村蘇士尾率族人開發蘇澳港的蘇澳村。有的村莊如晉江東石附近的永湖村村民不過數百人，雍正後期至道光初年(約1732～1830年)移居臺灣的有126人，其中兄弟聯袂移居臺灣的有17家。乾隆四十九年以後移台的有晉江羅山蘇內村曾瑞卿等人率族遷台，開發桃源縣笨港村；又該村曾源仰等7人赴台，開發台南縣狗咬竹村；池店潘湖村黃光淵、光長兄弟在艋舺開發潘湖渡頭；龍湖粘厝埔粘粵、粘恩兄弟往臺灣彰化縣，開發福興鄉粘厝村(現分爲頂粘村、下粘村)；據清嘉慶十六年(1811年)編查戶口統計，全台漢族人口24.1萬餘戶、200.3萬餘人，來自泉漳一帶的占十之六七。
清道光年間至光緒二十年(1821～1894年)，受出國潮影響，泉州地區移居臺灣的人數明顯減少，但移民仍持續不斷。如南安英都的洪光交、洪光清、洪文玉、洪文就、洪文侯、洪文定，均在道光年間(1821～1850年)移居臺灣；德化上徐村李曾溉于咸豐年間(1851～1861年)遷居臺灣府(今台南市)，並率克貌、克成兩子及大嫂劉巧娘和侄兒克陽、克延、克河同行。反抗日本入侵臺灣的臺灣北部義軍領袖許冀公的父輩和著名人類學家林惠祥的祖輩，也系這一時期分別從泉州城和晉江蚶江移居臺灣。據陳曉亮、萬淳慧就查閱過的泉州和臺灣譜牒文獻進行的統計，清代以前泉州至少有101個姓氏的7849人遷台開基。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臺灣淪爲日本殖民地，至民國34年(1945年)日本投降，台島光復，往臺灣的泉州人遠少於返回大陸的人數，在臺灣的泉州人增多系原有移民人口的自然增長。
民國34～38年，有不少泉州人往臺灣尋親、謀生，或被抓壯丁，或隨國民黨黨政軍機關撤往臺灣。新中國成立後的1950～1953年，泉州沿海也有一些漁民、船員被臺灣當局擄往臺灣補充兵源。據不完全統計，1945～1952年，泉州地區共有1.6萬人往臺灣，其中泉州市1398人、晉江縣4411人、惠安縣5330人、南安縣2107人(未包括1950～1952年數位)、安溪縣1199人、永春縣1216人、德化縣276人。1948～1952年，惠安縣崇武大有120多人往台，逐漸彙集在基隆市三沙灣，至1988年已繁衍爲逾千人的新聚落，被稱爲大新村。1950年以後，也有不少泉州人從香港、澳門和國外轉赴臺灣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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